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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这方面的特征，主要归纳自成田頼明『土地政策と法』弘文堂1989年80-84頁。
正如前文所述，在中国宪法之中，社会权既是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条件，也是人民参与国家建构和经济管理的重要保障。正是由于其独特性质，中国宪法中的社会权具有西方宪法学说中社会权所不具有的建构性功能。
基于其社会主义性质，中国宪法实施包括政治化实施（执政党政治动员模式）与法律化实施（国家机关实施机制）两种方式，形成了一种宪法实施的党政模式。在个体公权利意义上，是公民权的基本实现条件和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为什么要关心弱者？对于中国来说，首先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进而塑造完整的公民权，最终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正如上文所述，在中国历史文化共同体中，关注民生乃是核心的价值之一，也是宪法社会权的历史文化背景。在那种处境下，劳动者只是劳动力，而非主人翁。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宪法中，劳动摆脱了经济剥削关系中维持生计的单纯属性，使得劳动者通过其为他人、社会和国家作出贡献而获得荣耀感。在德国宪法学知识体系中，基本权利具有双重性质，既可以理解为一种主观权利，也可以理解为一种客观法或客观价值秩序。一方面，该项职权的行使有利于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地位、维护民主代议功能、强化民主问责。
参见彭真：《论新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362—363页。除了事务重要性之外，上述分类难以进一步甄别出两大机关在职权配置方面的其他实质性差异，难以被用于分析上下结构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内部的权力配置特征。既然是其他法律，基于决策可能性的考虑而转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似乎更符合全国人大与其常委会之间的分工以及有效决策的原则。执行得如何，人大要进行监督。
同时，这种分类作业是将前文所及的宏观功能设定以及全国人大规模、会期等客观制约因素作为前提的，而并非纯粹基于应然价值判断所作的区分。稳定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中央人大工作会议提出，我们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加强和改进新时代人大工作，不断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巩固和发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一些稳定的制度本身即是改革成果的确立和固化。[57]（二）宪法的稳定制度的稳定，首要在于宪法的稳定。然而，单纯强调维护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超然地位不仅易于对全国人大行权现状做出过于负面的评价，而且往往使改革选项陷入全权机关的迷思。经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职权获得体系性优化。
后者则包括特别行政区建制、省级地方建制、以及立法权。其他的职权，包括监督宪法实施和兜底条款职权，与全国人大的同类职权相比，都更为活跃、更加常态化。就调整结构而言，增设专门委员会的确能够提升全国人大的行动能力，并业已成为为其赋能的常规改革选项。[94]谭清值：全国人大兜底职权的论证方法,《环球法律评论》2021年第5期，第7页。
（四）上下结构的一院制与内部功能分置相较而言，另一种侧重于功能的方案成为更具竞争力的选择。根据活跃程度的差异，此类职权可以进一步细分为高频次常态性职权和低频次常态性职权两个亚类。
[91]相较而言，兜底条款具有更大的扩充空间，符合例外决策的职权特征，但其具体行使也应当受到规范性约束，注重稳定制度的目标实现。一方面，低频次常态性职权均为人事任免权，为其他国家机关正常运行提供必要的组织保障。
[8]参见王汉斌：邓小平同志亲自指导起草一九八二年宪法,《中国人大》2004年第16期，第14页。尽管兜底条款在制度生成史上反映了全权机关观念，[92]但该条款在现行宪法中的表述明显包含了规范性的要求。一些共同的施政目标甚至能够跨越多个届次而得以延续。[1]优化全国人大的组织与职权，始终是与时俱进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题中之义。[90]支持全国人大立法权行使常态化的另一个理由则立基于《宪法》第62条的兜底条款，即其有权制定其他法律。例如，1998年《政府工作报告》所提出的进一步稳定和加强农业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新的突破进一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积极发展科技教育文化事业积极推进政府机构改革等建议[66]在1999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均作为重点工作向全国人大代表进行报告，包括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全面发展大力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千方百计扩大出口和有效利用外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建设廉洁、勤政、务实、高效政府等。
在全国人大所作决策中，最富挑战性、最能引发关注的，往往也是非常态决策事项。[69]参见《在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乔石委员长的讲话》，载中国政府网，htp://www.gov.cn/test/ 2008-04/16/content_946351.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4日。
[24]与增强全国人大功能相比，调整全国人大常委会功能并使其弥补大会功能不足成本更小，且更为可行。[22]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关于授权常务委员会制定单行法规的决议》（1955年7月30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载中国政府网，http:// www .gov.cn/govweb/test/2008-03/06/content_911479.htm，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0月30日。
[33]常态性职权具有稳定性、可预期性、可规划性，并对大会议程设定权构成了刚性约束。与常态性职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此类职权并不与其他国家机关及其运行存在必然的联系。
（一）判定全国人大职权特性的新标准：职权活跃程度已有研究从两个维度归纳全国人大的职权特性。[70]参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2003年），载新浪网，htps://news.sina.com.cn/ c/2003-03-21/142577329s.shtml，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4日。[65]邓小平：组成一个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1989年5月31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9页。换言之，这些职权是必须要行使的，而非可有可无或随意调整的。
由此可见，常态性职权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权威的重要表征，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必要保障。[67]《政府工作报告》经过全体全国人大代表审议表决，因此其所规划的施政纲要并不因领导人员换届而中断。
[56]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三日），载《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参见林彦：再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基本法律修改权,《法学家》2011年第1期，第1—8页。
1990年，在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向中共中央报送一份报告曾提出，我们国家当前最大的利益是稳定，宪法的稳定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两院制是一种侧重于结构的方案，即通过拆分全国人大缩小其人员规模，并在此基础上对两院进行功能上的重新配置。
[78]详见周伟：完善全国人大专门委员会设置的宪法思路与展望,《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4期，第167—169页。除此之外，会议还通过了修改宪法部分规定的决议、国民经济计划、预算决算决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及一府两院工作报告决议以及一系列重要人事任免决定。与此同时，也要避免将基本法律外延泛化的倾向，从而导致全国人大立法功能过载。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
[31]《宪法》第62条第10项。这是兼顾事务重要性与决策可行性两大原则的结果。
二是，宪法规定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5]参见《彭真传》编写组：《彭真传》（第四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435页。
[66]参见《政府工作报告》（1998年），载中国政府网，htp://www.gov.cn/govweb/test/2006-02/16/ content_201129.htm ，最后访问日期：2022年11月23日。在改革开放时代，平衡改革、发展、稳定之间的关系始终在国家治理中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
